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渭南名人--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——习仲勋

2012-11-21 10:21:17 来源:富平县政府网站 浏览: 11

 习仲勋(1913—2002 )陕西富平县人。

  1926年5月在县立诚中学高小读书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。1928年4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。后从事农民运动。1930年1月被派往杨虎城部警备骑兵第三旅开展兵运工作。1932年3月在甘肃两当发动兵变,失败后曾转赴渭北、三原开展革命工作。1933年3月起任陕甘边游击队总指挥部政委、中共陕甘边特委军委书记、陕甘边革命委员会副主席,参与创建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。当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杜衡(后叛变)执行“左”倾冒险主义,南下渭(南)华(阴)失败后,参与创建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。1934年2月起任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主席,中共陕甘边特委代理书记、军委书记,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。参与领导军队反击国民党军“围剿”。1935年9月在错误的肃反中被关押,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,在中共中央直接过问下获释。1936年1月任中共关中特委常委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。同年6月参加西征,曾任中共环县县委书记。9月调回关中任中共特委书记、游击队政委。抗日战争爆发后,任中共关中地委书记、专员公署专员、军分区和关中警备区第一旅政委。1942年7月调任中共西北中央局党校校长。1943年2月任中共绥德地委书记兼绥(德)米(脂)警备区和独立第一旅政委。1945年6月当选为中共七届中央候补委员。同年7月任陕甘宁边区集团军政委,与司令员王世泰率部在淳化爷台山地区反击国民党军进犯。抗日战争胜利后,曾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。1945年10月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,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。1947年起任陕甘宁野战集团军政委、西北野战兵团副政委、西北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副政委。协助彭德怀指挥青化砭、羊马河、蟠龙战役,三战三捷。继又参与指挥陇东和三边战役。同年7月再次兼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委,与司令员贺龙统一领导西北地方武装和后方工作。1949年2月起任西北军区政委、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、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,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、代主席。1950年9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副主任。1953年9月任政务院秘书长。1956年9月当选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。1959年4月至1962年10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。1978年3月被选为五届全国政协常委,后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二书记、第一书记,兼广州军区第二政委。同年12月被增选为中共十一届中央委员。1979年任广东省省长。1980年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。同年9月被补选为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。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书记处书记。1988年4月被选为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。2002年5月22日因病逝世。

  ●习仲勋是怎样处理突发事件的

  习仲勋是老一辈革命家,他主政广东是在1978年春至1980年底。时间虽然不长,却正处在历史大转折时期。在这样的历史关头,可以说大事、难事、突发事件不断,如何处理好这些问题,顺应和引领历史潮流,是对高级领导干部能否称得上是政治家的一种考验。最近出版的《习仲勋主政广东》一书,披露了一些习仲勋同志处理突发事件的案例。在习仲勋主政广东期间,他带领全省人民,平反冤假错案,落实各项政策,基本完成了拨乱反正的任务;代表省委向中央提出赋予广东特殊政策,允许试办经济特区,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,取得了显著成绩。

  ●"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,就干,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"

  1978年和1979年上半年,广东发生了群体性偷渡外逃香港的风潮。事态之猛烈、之严重,是现在的人难以想象的。1979年1至5月,全省偷渡外逃人数高达12万人,逃出的近3万人。1978年-1979年,全国上下一派经济复苏,出现了由乱转治的早春气象,而广东却发生了如此严重的事件,引起了中央的关注。这对主政广东不久的习仲勋来说,是一个重大考验。

  1978年7月,在偷渡之风初起时,习仲勋就轻车简从,到问题严重的宝安考察。他下车伊始,不是先听各级负责人汇报,而是让他们陪同到处看看,了解实情。就是在这次考察中,在独特的中英街上,他看到香港那边车水马龙,宝安这边冷落萧条,心里感到很难受,就对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说:解放快30年了,那边很繁荣,我们这边却破破烂烂。正是这种强烈而鲜明的感性认识,让习仲勋对问题的根源有了明确的判断:制止群众性外逃的根本措施是发展经济,提高群众生活水平。当前主要问题是旧框框多,许多本来正确的事情也不敢搞、不让搞。他对方苞关于搞小额贸易、过境耕作的请示当场拍板:"说办就办,不要等","只要能把生产搞上去,就干,不要先去反他什么主义。"可以说,这次考察对习仲勋触动很大,使他真正看到老百姓对改革开放、提高生活水平的强烈渴望以及发展经济的紧迫性。这种触动对于他后来把握大局、制定政策起了重要作用。

  在珠三角地区反偷渡工作会议上,一些部队同志认为外逃是政治原因,是和社会主义制度不一致,有对立思想;而地方同志则认为外逃主要是由于经济原因。认识的分歧必然影响到行动的统一。在讨论中,习仲勋认为:"主要原因是经济原因而不是政治原因。如果把偷渡看成是政治上的原因,就会把大批农民推到对立面去,这是不对的,要教育,要怪我们没有教育好农民,要怪我们没有制定好的政策维护他们的利益。"习仲勋的讲话紧紧扣住中央意见的精神,旗帜鲜明又平和讲理,让有不同意见的人容易接受。会议很好地起到了统一思想的作用。正是因为习仲勋对下深入调查研究,情况摸得清,看得准;对上认真贯彻执行中央意见精神,才做到了在纷繁复杂的情况面前有主心骨,有清醒的认识。

  重大突发性事件往往新发问题多,临时变化快,光有正确的应对方向和方针还不够,需要领导干部在执行组织决定的过程中,根据实际情况,制定出有效的具体措施,保证正确方针的贯彻落实。同时,在执行操作中,要不怕繁难,深入一线,随时掌握新情况、新动向,保证应对及时得当。习仲勋作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,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。11月份,全省下降到只有近百人偷渡。

  ●"偷渡外逃"事件"责任要由省委来负"

  随着大量偷渡外逃人员被堵截抓获,对他们的处置工作凸显出来。大批群众偷渡外逃,给收容遣送工作带来很大困难。1979年1-6月,深圳收容站收容人数超过10万,比上年全年总数增加一倍。收容站人满为患,也引发了很多问题。一方面,收容站对偷渡人员缺少宣传教育工作,只是简单地收容、遣送,期间还有殴打、搜身、罚款的行为,遣送回乡后,还有各种处罚、批斗;另一方面,收容站条件差,有时一些被收容人员没有饭吃,饮用水供应不足,受伤人员不能及时医治。遣送途中经常发生偷渡人员逃跑、群众抢人乃至抢夺押运人员武器的恶性事件。押运人员也曾采用手铐和绳捆的办法,造成不好的影响。习仲勋比较早地察觉出这方面的问题。1978年夏考察宝安,他就提出了"人抓了放在哪里"的问题。在临时收容站,他亲自做偷渡人员的思想工作。1979年夏,国家民政部副部长刘景范在视察深圳时,又向他提出了收容站条件恶劣,处理不当的问题,更加引起了他的重视。习仲勋得到情况反映后,立即召开省委有关部门负责人会议。他严肃批评说:不能把他们当作敌人,总归还是自己人。你们要把他们统统放走。他还说:要加强收容站对偷渡者的宣传教育工作。不要抓了就送走,连几句开导的话都不说。外逃者多的县,应派人来收容站接人,并负责教育。但是,不要歧视、虐待外逃者。

  在工作出现问题的时候,习仲勋更多地是自己承担责任,不委过,不迁怒。中央对广东外逃之风关注后,他不向下推卸责任,而是多次在各种场合作自我批评,主动承担责任。他说:"责任要由省委来负,对下面支持、撑腰不够。""我们不能怪下面,更不能对下面的同志有什么批评,这个责任省委完全承担了。"遇到不利局面,作为领导能体察实情,勇于自省,解脱下面的干部。这既是习仲勋高尚品格的反映,也是他高超领导艺术的体现。

  ●平反"李一哲"案件

  在突发事件中,有些涉及思想问题,更要求领导干部不能简单化,而要深入细致地进行思想政治工作。习仲勋在平反"李一哲"案件的过程中,以上特点展现得很突出。

  1974年11月,李正天、陈一阳、王希哲等人以"李一哲"的署名,在广州闹市区张贴大字报,抨击当时不完善的民主与法制,矛头直指林彪集团大搞封建法西斯专政的罪行,还不点名地指出江青一伙搞极左活动。大字报贴出之后,广州为之震动,在国内外引起强烈反应和争论。

  习仲勋一到广东就亲自抓这个问题。1978年底,经省委决定,对"李一哲"案件应予平反,并于1979年2月召开大会公开平反。此前,作为省委第一书记的习仲勋曾四次接见李正天等人,诚恳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;对召开平反大会的有关问题,也听取他们的意见。其中2月1日这天足足谈了三个多小时,习仲勋讲话语重心长,主动承担上届省委的责任,令在场的人为之感动。

  没想到在公开平反之后,波澜再起。3月15日,李正天等四人再用"李一哲"的名义,在广州街头贴出《启事》,决定将举行理论讨论会,还给香港《争鸣》杂志寄去了《启事》,要求刊登,欢迎港澳及海外人士到会。3月16日,他们致信习仲勋表示希望能够得到省委的支持。习仲勋等马上约见了李正天等人。习仲勋严肃批评他们这种做法将会影响到安定团结。习仲勋恳切地指出:4月15日是春交会,成千上万外宾都来了,你们把广州市搞乱了,我怎么向党中央交代?你们这么一搞,如果复退军人、下乡知青等都提出要这么搞,我们答应不答应?你们不受管,也不打个招呼,弄乱了。难道这叫民主?这叫无政府、无纪律!经习仲勋做工作,他们接受省委的意见,取消了这次讨论会。"李一哲"案件平反的前前后后屡生波折,习仲勋多次亲自做工作,有时晓之以理,动之以情;有时恳切批评,指出利害,终于妥善处理了这一问题。

  ●真理标准讨论中,习仲勋先行表态

  在一些重大突发事件面前,有的领导干部瞻前顾后,有的则捂盖子、抹泥巴。这些行为的背后往往是因为想的更多的是个人得失而不是群众利益。习仲勋在重大关头胸怀全局、立场坚定,这在"真理标准讨论"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。

  1978年5月,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》一文在《光明日报》刊登后,一石激起千层浪,逐步形成全国性的大讨论。习仲勋在解放思想与"两个凡是"的交锋中,态度鲜明。从6月开始,他领导全省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。6月30日,他在总结讲话中强调:"离开实践,理论一文不值。马列读得多,但不同实践结合,那有什么用处呢?"在广东省的党政领导人之中,习仲勋是最先公开表示支持和赞成实践标准观点的。在全国,习仲勋也是最早鲜明表达自己观点,大力支持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省级负责人之一。

  1979年3月,习仲勋曾经谈到:那一段大家心有余悸,我也心有余悸。人家早给你透过风,那些漏风也是从北京方面来的,你现在又来一个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。北京有同志见到了我,说我对真理标准问题表态早了,你不表态人家不知道你是啥态度,你表了态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底。习仲勋的话,说明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复杂性。在解放思想与"两个凡是"交锋胜负未分之时,如果表态不当,将有可能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命运。尽管当时习仲勋刚复出不久,地位未稳,心有余悸,但在大是大非问题上,他很早就作了表态,不怕再次被打倒,表现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胸怀全局、以人民利益为重的高贵品质。

  ●习仲勋和他的农民朋友

  在我省长武县,人们至今仍津津乐道习仲勋不忘患难之交,和农民朋友赤诚相待,心心相印的故事。

  那是在1930年初,17岁的习仲勋为搞兵运工作,来到长武县亭口小镇。亭北街上,有个雅号叫“王大谝”的年轻人,开了个饭馆,习仲勋来到饭馆,求在饭馆当个帮工。掌柜王志轩见他一副农民打扮,便收留了他。此后,习仲勋一面在饭馆帮工,一面了解亭口国民党军备情况。不久,他又和驻军连长唐福亭拉上了富平乡党,唐还留他在军中担任见习官。此间,习仲勋又结识了亭北村开明绅士刘士荣、亭口小学校长刘警天。他们经常在一起谈古论今,成了要好朋友。1932年5月,两当兵变起义军失败后习仲勋寻找刘志丹沿游而过,长途跋涉身患重病,再次来到王志轩家。在养病期间,他白天在饭馆干活,探听红军消息,晚上和朋友谈论国家大事,讲说斗争形式和革命道理。8月间,习仲勋基本恢复健康,三朋友帮他筹集了二百块银元做盘费,让他去找刘志丹。

  1949年7月,兰州解放后,习仲勋和彭德怀、贺龙等中央领导路过亭口。当时,正值雨季,黑河水猛涨,他们便下榻在亭口中心小学。下午习仲勋看望了三位挚友和乡亲们,并和贺龙一起,应朋友刘士荣之邀,品尝了当地风味小吃糜面窝窝蘸蜂糖。第二天,河水稍稍缓退,亭北村农民纷纷赶到黑河桥头送行。亭北村农民邵来胜、岳维汉、吴保生等七八个水手,赶忙脱掉外衣,要背习仲勋、彭老总和贺老总过河。习仲勋等中央领导个个婉言谢绝。贺老总指着亭口的山河说:“要植树造林,引水上原,改天换地!”习仲勋也町咛道:“要听党的话,搞好变工互助,把家乡建设好。”

  1950年,习仲勋的四哥(唐福亭为老大,刘士荣为二哥,刘警天为三哥,王志轩为四、习仲勋为五)王志轩,是个斗大一字不识的农民,他性格开朗,又经营过面馆,当时致富心切。习仲勋给他来信,问他需要什么?王志轩哈哈大笑后便开口直说:“家中需要盖房。”就这,习仲勋一次就给汇款600多元,帮助王志轩盖起了一座四合大院。不幸的是,后因习仲勋停职,这座四合大院于1976年毁于一旦。从此,习仲勋的四哥、党的地下交通员王志轩便一气成病,卧床不起。

  1979年,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,习仲勋初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,王志轩一家激动极了。次年春季,他和老伴及当地派出的一名医师,专程去广东。兄弟俩见面后,互抱一起,痛哭一场,各自倾诉了离别之情。由于工作繁忙,只安排了半小时的会见,临别时,习仲勋对王志轩说:“四哥来一趟不容易啊!既来之,则安之。好好在这里休养治疗,看看南方的风光。”王志轩为了不打扰五弟习仲勋的工作,在广州住了七天便返回西安。后来,习仲勋还打电话,托弟弟习仲凯(当时任陕西省委组织部负责人),让他照顾好老朋友,“在西安多住些日子,好好把病治治。”

  习仲勋的挚友三哥刘士荣因受十年动乱之苦,去世后,他非常痛心,时常怀念。刘士荣的大女儿刘小兰,因受家庭出身影响,1964年冬,被解除民办教师职务,返回婆家务农。1980年,小兰向在广州的叔叔习仲勋写信问好,并诉说了自己的委屈。习仲勋不忘当年二哥为他革命卖田卖产,筹集盘缠之恩,托弟弟习仲凯专程赴长武,和县委书记桓志信一起,帮小恢复和安排了工作。

 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,因岁月的流逝这些故事却成为佳话,在当地流传着,流传着……

  习仲勋质疑“兴无灭资”

  1980年4月28日至4月30日,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。会议在强调加强党的建设是现代化人民军队建设的关键的同时,决定在部队基层单位和广大战士中继续开展“兴无灭资”教育。5月21日至6月2日,广州军区召开政治工作会议,传达学习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。

  会后,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、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的习仲勋经过认真思考,对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关于“兴无灭资”的提法产生了疑问。他在随后召开的一次军区党委常委会议上公开表示了不同意见,习仲勋说:“这个口号不那么科学,现在讲这个口号叫人难以琢磨,还是不讲好。不讲这个口号一样可以做好革命工作。”但有的常委不同意习仲勋的观点。

  鉴于常委的意见分歧,习仲勋指示广州军区政治部就“兴无灭资”提法问题专电请示总政治部。6月25日,广州军区电话请示总政。不日,总政作出明确复示:

  你们6月25日关于“兴无灭资”这个口号提法的电话请示阅悉。现答复如下:最近韦国清主任到邓副主席处请示工作,在谈到“兴无灭资”的口号时,邓副主席说,这个口号不够完全。人民日报、光明日报可以不提……解放军报还要继续宣传……注意不要过分。

  由于当时还处于改革开放初期,人们的思想观念还不可能完全脱离“以阶级斗争为纲”的禁锢,因而对“兴无灭资”口号的认识也难免带有时代局限性。但是邓小平的谈话却明确指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:一是“兴无灭资”的口号是不完全的,指示人民日报、光明日报等重要党报不再提这一口号;二是要对这一口号作出准确解释,即把反对封建思想、极端个人主义、无政府主义、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包括进去;三是限于特定的历史时期,解放军报仍可以继续宣传,但做法要妥当,注意不要过分。

  沧桑20年,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们思想认识的不断深化提高,“兴无灭资”的口号最终被停止使用。然而首先对这一口号提出质疑的曾是习仲勋却鲜为人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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